駱志平

那時的老師，剛從“臭老九”的稱呼中走出來，沒有太高社會地位，日子好一點的，騎著個自行車，車鈴子按得“叮叮鐺鐺”，搖晃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。

(資料圖片)

和樸實的江風一樣，黑白交織的畫面，看似簡單，放到現在，卻又是輕奢至簡的向往。那時的老師，同樣如此，一副素顏，大方得體，手上拽著一把圣人交付的鑰匙，無論走到哪，都流露著點孔夫子身上的氣息。

女老師扎著麻花辮，不管走到哪，手中都捧著兩本書，一本教材、一套備課的資料。男老師則穿著中山裝，風紀扣嚴嚴實實，胸前口袋插著一兩支鋼筆，肚子里墨水不一定多，但很有先生的派頭。

對不聽話的孩子，那時的老師不遷就，批評之余、也會拿起教鞭，敲打幾下小手板。被“打”的娃子都頑皮，有的上課翻圖書，有的貪玩，忘了做作業。教鞭在眼前晃動幾下，不僅不壓抑，反倒越嚇越精神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真正有出息，又顯親熱的孩子中，總少不了那幾個原生態、有野性的“調皮娃”。

小時候，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有兩位。啟蒙老師余杏村，像慈母，雙眼皮會說話，白凈得像仙女，那份美，無有做作，不帶瑕疵。好聽的聲音像山泉，從心靈深處溢出來，經常變成云霞落在臉頰上。因其父親和先生皆為國民黨軍官，在那個特殊年代，生活十分不易，但憑其善良敬業，人緣好，度過了劫難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她內心的苦楚一定多，帶著一個女兒，終生未再嫁，孤寂的夜晚，如何走過來？估計，只有陪著她，數過天上星星的月亮才知道。

她知曉我父親早逝，家里日子苦，對我格外關心。剛一入學，就帶著我找校長，免了我的學雜費。可惜只教了我兩年就換了班。但給我播下了一顆善良的種子，和一個純凈了一輩子、美麗圣潔的身影。今天，利用教師節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，我敞開內心的感激，并刻上世上“最美先生”四個字，以示記惦。

上初一時，我在班上成績不好，期末數學考試未及格，初二時，新的班主任調整為余正海老師，其為余杏村老師親弟弟，也因身份問題，40多歲的年齡，才成家立業。

他是我記憶中，第二位可尊為“先生”的老師，記得第一堂班會課，先生問“班上哪個同學最調皮，自己站起來”。臺下沒人敢吱聲，想想自己平日的表現，我摸摸腦袋，慢騰騰站起來，正當心里忐忐忑忑，還在敲著鼓的時候，沒想到先生哈哈一笑，說“那你當班長”。同學們哄堂大笑，然而，我真的當上了班長。

那天放學后，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，像父親一樣幫我整理生命的缺失，從他的經歷講到我的家庭，真實的情感讓人淚目。原來，先生早從其姐姐口中，獲知我家庭窘迫的情況，有意想著幫幫我，這就是先生的風骨，大愛巧拙，用心良苦。

先生教數學，特意讓我當了課代表，并且，讓我每天放學后，去他宿舍補習完功課再回家。等到期中考試，我數學考了86分，期末時94分，到了初三時，就進入了年級前幾名，并且在先生的推薦下，考上了師范。畢業后，先生又到處托人，讓我留在了縣城的學校，可以說，人生之路上，先生予我之關愛，遠甚于父母，離開了先生的牽引，我可能早就像一只斷線的風箏，迷失在人海。

這樣的恩情報答不了，印在我腦海中，就像人生培上了最好的土壤，無論生命的種芽丟在哪，都能堅毅地鉆出來，結出的果子說不上豐碩，但至少不會因為日曬雨淋，長成轉基因。

師范畢業后，我執教10年整。那時，街上的爆炸頭、牛仔褲已經開始流行，男男女女老師都燙起了頭發，我亦一樣，現在回想起來，老師變得不像先生，不是老師變了，而是時代越來越時尚。

從內心里講，我更喜歡老教師身上那份樸實和真愛，站在課堂上，不一定個個都精彩，有的普通話生硬，舌頭繞不過方言那道坎；有的專業底子太差，上不出一堂生動的課。但樸實的情懷，帶不出壞孩子。學校里，從校長到一般老師，大家工作起來一個樣，沒有一個老師走起路來亂晃悠。當時，學校校長楊勇龍，已近60歲，戴著一副近視眼鏡，文質彬彬，一看就是個標準的校長，小朋友都親熱地喊他“楊伯伯”。每天早上，他總是第一個到學校，拿著掃帚清點路上的小垃圾，小朋友看到后，馬上跑過來搶著干，樂得老校長兩眼笑瞇瞇，言傳身教的效果就是好，不知不覺中，孩子們學到了真功夫，連路過的春風也沒能察覺到。

現在不一樣了，大小校長都很少進課堂，有的還拽著煙，走路的樣子，比個別打著官腔的干部還威武，雙手往后一背，就拉遠了校長與老師的距離。有人說，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。現在，好校長不少，但夠得上先生或夫子稱號的并不多。學校環衛工作基本實行勞務外包，每天輪值的教室清掃，交給了接送孩子的幾個老人或家長，就連小孩子上學，也是大人背著書包一路護著進校門。

讀書讀到這份上，遲早都會成為轉基因，不僅知識無法消化，長此以往，當一個合格的勞動者都很難，更何況還有很多行業，除了對專業技能有要求，更需要有非凡的心理素質和堅韌不拔的意志。

教育是最基礎的社會工程，來不得半點功利和偏頗，高校可以有名校概念，基礎教育只能突出均衡和公平，這是社會制度價值取向所決定。早些年，搞教育產業化，留下的后遺癥，至今還在治療中。

有時候，我也在想，能否別把高考搞得過于神乎其神，人為加大學生和家長壓力。畢竟，大學已近乎普及，加之畢業不包分配，和從前過獨木橋、捧金飯碗，已是兩回事。讓高考回歸正常的教育屬性，可能對于釋放青少年成長壓力，還真是多有裨益。現在，不少大學的學生，從進校園起，就開始花錢搞考公培訓，將時間和精力放置于專業之外，等到一畢業，就考進了衙門，但這樣建立起來的公務員隊伍，很少有真槍真刀的歷練，放到老百姓之中，根本搭不上腔，也干不出像樣的活。

還有，能考上頂尖學府的學生并不多，國家對這部分學生應高看一眼，確保精英、棟梁之才有舞臺。而不是迫于生計，名校畢業后，就去送快遞、跑滴滴。當然，勞動一視同仁，不分貴賤，但人才放錯了地方，孔夫子看了都心疼。

每一個孩子，都是可塑之材，教育作為第一道關口，千萬不可任性，揉進一些帶泡沫的東西，老師在自身修為上，更要堪為人師。否則，一代一代傳承的基因，就有可能變異成難以辨識的面孔。打兩下小手板，如果能打直腰板，何嘗不是美事一樁，來幾句狠話，如果能激發向上的斗志，善莫大焉！當老師時，我對學生很嚴格，也用教鞭嚇過頑皮的孩子，但出手知輕重，教鞭只會落在課案上，同事大多也這樣，但從未聽說過什么家長找麻紗。相反，學校、社會、家庭認知都一樣，嚴一點，給不聽話的孩子一點小顏色，小孩子一旦學會了吸收陽光和雨露，長出的谷穗就飽滿，并且骨子里不缺鈣。

80 年代末，正逢教育改革，學校十分重視傳幫帶，也充分發掘年輕老師觀念新的優勢，每周都會組織教學獎評會，有時加班到傍晚，大家暢所欲言，互幫互學，都把上好一堂課作為了畢生的追求。魏景蘭老師、王尉平老師、朱也姣老師、朱樂元老師、龍富云老師，這些當年的老同事，有的已八十好幾，他們是純粹的人民教師，一輩子耕耘在三尺講臺，用一生的愛，詮釋出了什么才是辛勤的園丁。

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干，這是對老師的崇高評價，也是時代前行路上的燈盞。教書10年后，我走入了公務員隊伍，一轉眼又26年，近10個崗位的輪番轉換，豐富了人生的軌跡。也曾熱熱鬧鬧干過幾件事，不論在哪里，兩位余老師金子般的心靈，一直閃爍在我的生命中，我也聯系過不少貧困中的孩子，每一次付出，都覺得就是一次愛的接力。

前些日子，和一位老先生煲電話時，聊到了當前的教育，自然聊到了過去的老師，又勾起了我溫馨入懷的回憶。如今，兩位余老師皆已離開了歲月的懷抱，而我的牽念卻永恒在不老歲月中。

缺乏人文精神的植入，社會很容易荒漠化，時不時出現的極端沖擊，已經敲響了警鐘，社會需要有輕奢向前的力量，更需要不急不躁的情懷。苦難折不斷孩子的翅膀，溺愛撐不開頭頂的藍天，在奔跑的時空中，許多的交際，來不及有半點思索，便擦肩而逝。這是流量時代的絢麗，美妙中不乏冷漠。

如果有一個未來，可供我選擇，我愿意揖手時空，回去當一個孩子心中的好教師。在三尺講臺，延續我心中的牽掛，直到有人告訴我，您是我們的好老師，值得尊敬的“先生”。

責編：廖慧文

一審：廖慧文

二審：曹輝

三審：楊又華

來源：湖南日報·新湖南客戶端